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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曲唱词

作者:admin    文章来源:盐田区外国语学校    更新时间:2017-11-04

 唐宋词如何唱?这是困扰当今词学界的一大难题。不少学者付出种种努力,希望唱词能尽量逼近唐音宋调的原貌。他们主要依据现存敦煌唐代琵琶乐谱和姜夔《白石道人歌曲》旁缀谱,试图揭示唐宋歌词与乐谱对应之关系。由于破译工作存在障碍,难以做到准确歌唱。然唐宋词的魅力不只存在于鉴赏或朗诵之中,人们总是试图去唱并使之流播人口。当今唐宋词的唱大体可分为歌唱和吟唱两种,歌唱又可分为据古谱歌唱和今人谱曲歌唱两种。歌唱的方式,除最为流行的谱成通俗歌曲去唱外,尚有用昆曲、越剧、黄梅戏等曲种去唱。用曲种演唱使听者颇有古风古韵之感,较谱成通俗歌曲去唱似更能表现唐宋词的神韵。通观元明清三代乃至近代,人们唱唐宋词大多用各自时代的歌曲也就是“今曲”去尝试,而此种唱法不断招致非议,认为非用唐宋之旧乐,其唱必不是唐宋之旧唱。这里面确实存在着观念之争,如不能突破旧观念而代之以新观念,唐宋词的唱就不能很好地进行下去。晚清闽籍著名女词人薛绍徽自幼学习过昆曲,又有长期的诗词创作实践,自己又用昆曲唱词并教他人学唱,在此基础上,她鲜明地提出“无词不可唱,无词不合乐”的观点,对于唐宋词的歌唱观念极具突破意义,不但在清代闽籍词人探索词乐关系历史进程中显得特别,而且在整个词史上有如此鲜明观点者殊不多见,惜未引起研究者注意。本文聊抒己见,探索薛氏唱词观之内涵、价值与意义,以为今天唱唐宋词者之一助。
  
  一、以曲理推明词理
  
  清代闽籍词人中,知音律的词人首推建宁许赓皞。谢章铤在《词后自跋》中曾述及21岁时欲填词,但有感于许氏所云“填词宜审音,审音宜认字,先讲反切则字清,遍习乐器则音熟,然其得心应手,出口合耳,神明要妙之致,非可以言传,亦非可以人强也”,数年问不敢作词,后来认识到“夫词辨四声,韵书俱在,言语虽不同而四声则有一定。且今之传奇,往往一人填词,一人正谱,有自填之者而不能自度之者,故宋人之词亦不尽可歌”,又开始填词。观许氏所云,填词应在审音认字与遍习乐器上下功夫,至于音与字到底如何配合,则以“非可以言传”一语带过,不免令人生畏亦生疑。谢氏认识到只要掌握四声,按词谱填词,就可以避免方言的干扰,进而根据戏曲填词正谱可分工协作进行,认识到即使不精通音律也是可以填词的,并以宋人之词不尽可歌作为不通音律也可填词说的一大依据。谢氏的观点虽无多发明,但确认了填词的一个视角,即依照戏曲的运作方式而推想填词的情况。曲主可歌,唐宋词也主可歌,词曲可歌之理相通。徐师曾《诗体明辨》云:“高下长短委曲以道其情者日曲。”张表臣《珊瑚钩诗话》云:“音声杂比高下短长谓之曲。”“委曲”、“杂比”云云,皆言曲唱音声之理,词唱亦同。刘熙载《词曲概》曰:“曲之名古矣。……未有曲时,词即是曲。既有曲时,曲可悟词。苟曲理未明,恐词亦难以独善矣。”所以以曲理推明词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方法。戏曲中一人填词一人正谱实际上与唐宋人填词唱词的情况相类似,唐五代宋初时期的歌词基本上是以文人填歌妓唱这样分工协作的方式完成的。谢氏由于不通音律之学,亦不会乐器演奏,所以并不能有效地说明如何把戏曲的传唱方法运用到词的传唱上。
  有效地说明如何用戏曲唱词是后来的谢氏晚辈词人薛绍徽。薛氏之夫陈寿彭《亡妻薛恭人传略》引薛氏之言日:“乐音轻重、长短、缓急、徐疾,在心灵手熟,不在于谱。世之填词,喜以清真、白石为宗,以其多合乐之作,然苏、辛、秦、柳,何尝无合乐者?若歌者能体会宫商,乐工能调匀节奏,则无一词不可入乐。”“无一词不可入乐”表明这位词家对词乐的相当灵通的认识,此“词”即指唐宋词。那么在远离词乐时代的晚清,她又是如何唱的呢?薛氏胞兄薛裕昆《黛韵楼词集序》曰:“犹忆曩昔,逸儒(陈寿彭字逸儒)居书窟,秀妹(薛绍徽字秀玉)按昆曲,谱以闽腔,执方响,课婢唱之,余以洞箫相合,不差累黍。尝谓:‘歌音长,乐音促;歌音缓,乐音急。歌有一字之音,而乐须数板度之。故词曲中同一调也,有添字、减字之异,此非体之变,视字音之长短为然耳。善歌者能知乐之变化,长音使短,短音使长,则无词不可唱,无词不合乐矣。’又言:‘近来词家有强分平仄者,亦有按乐注以工尺者,皆谓得词之秘,实于歌词之法无当。譬如一词,韵脚有仄者,忽而用平,此乃乐之变调。大抵同一词,各家填之恒不同,则乐调恒变。乐调之变,在起毕;起毕之乐音既殊,则韵脚之平仄亦异,此理之自然者。世人填词不知歌词,故词谱、词律愈言愈纷矣。’嗟嗟!秀妹此言,能发前人所未发,惜余不能悉忆之。”原来薛氏唱词是用昆腔去唱。“无词不可唱”,反映了她对词之歌唱艺术抱相当自由的态度。
  薛氏其说可信度如何?有哪些超越前人的地方?又有哪些启示后人的地方?为论述的需要,可先将薛氏关于唱词的核心观点作一些提示:第一,以昆曲唱唐宋词是否可行,是否符合学理,对于今天的唱唐宋词有何意义?第二,“长音使短,短音使长”,是解决字乐相配矛盾的一种方法,是否就是洛地先生《词乐曲唱》中所论曲唱的特征“依字声行腔”?在歌辞与音乐相配关系中,有什么样的指导作用?第三,乐之变调真的就是决定词韵之平仄吗?“注以工尺”是否在“歌词之法”中显得没有必要?第四,为何“谱以闽腔”?
  
  二、依唐宋词之字声行昆曲之腔
  
  昆曲是南曲曲种之一,明中叶开始盛行于南方民间戏班之中。徐渭《南词叙录》云:“今‘昆山’以笛、管、笙、琵按节而唱南曲者,字虽不应,颇相谐和,殊为可听,亦吴俗敏妙之事。或者非之,以为妄作,请问《点降唇》、《新水令》是何圣人著作?”早期的昆山腔即表现出“按节而唱”、乐字“不应”的特征,这是“里巷歌谣”未受到规范化前的普遍特征。16世纪下叶,吴中清曲唱家魏良辅愤南曲之讹陋,将北曲的曲唱运用于南曲,创制新声,“声则平、上、去、入之婉协,字则头、腹、尾音之毕匀”。洛地先生认为:“这也便是‘以文化乐’、‘依字声行腔’之‘曲唱’。”昆曲的唱自是以后有基本稳定的腔格,唱家须遵从其格范来唱。薛绍徽用昆唱之法去唱词,即是遵从昆唱的腔格亦即按照昆唱“依字声行腔”之法去唱词,是依唐宋词之字声去行昆曲之腔。
  用昆曲唱词并非自薛绍徽开始,前人已积累大量的艺术经验。乾隆十一年(1746)由内府刊刻的周祥钰主纂《新定九宫大成南北词宫谱》,共收南北曲4700余首,200余套,堪称南北曲乐谱之集 成,内收词牌乐谱170余首,旁缀工尺。乾隆二十二年(1757),许宝善将《九宫大成》所收词乐乐谱160多首辑出,加上个别自辑者,定名《自怡轩乐谱》刊出。道光二十四年(1844),谢元淮编撰《碎金词谱》以《自怡轩乐谱》为底本,修订原书中词曲不分的内容,又从《九宫大成》辑出词乐乐谱数首,共得乐谱180首,曲谱10首。它的结成专集,使二百五十多年结谱的一些古代歌曲,至今流播人口,影响深远。薛氏有可能据《碎金词谱》唱词,但只是推测。
  《碎金词谱》是用昆曲唱词的著例。或许古今音乐不同的缘故,故《碎金词谱》之用昆曲唱词备受贬斥。吴梅说:“许宝善、谢元淮辈取古今名词,一一被诸管弦,以南北曲之音拍,强诬古人,更不可为典要,学者慎勿惑之。”然古今音乐并非存在绝然的鸿沟,它自有自身演变发展的轨迹。刘崇德先生是一位对古谱用力翻译的学者,他的观点自然远胜于那些死扣唐宋词不用唐宋旧乐就不能唱的成见。刘先生有一段颇有真知灼见的话,对用昆曲唱词在学理上的可行性作了说明。其说云:“虽然这些乐谱(指《九宫大成》、《碎金词谱》等)并非是词乐原谱,但其中大部分是元明以来‘口口相传’的词乐歌曲。这些乐曲难免在流传过程中被加进时腔,甚至曲化,但其中必有不少直接移自唐宋谱者,且其去古未远,也必有接近唐宋词乐或保留了唐宋词乐特点之处。”所以今天用昆曲唱词是最接近唐音宋调的一种有效方式,薛氏用昆曲唱词实为明通的选择。她的“不差累黍”的演唱效果,适足证明用昆曲唱词的有效性。当今歌坛就有不少用昆曲唱唐宋词的成功之作,如傅雪漪据《九宫大成》改编歌唱李清照的《凤凰台上忆吹箫》,是笔者所听到的用昆曲唱唐宋词效果最佳的一首。音腔纯古,音色醇和,不但恰当表现李词的情感内涵,而且使人颇有古韵古调之感。另,刘崇德先生译《唐宋词古乐谱百首》所附十九首cD光盘也是用昆腔唱唐宋词的范例。可以说随着译谱工作的深入与发展,越来越多的唐宋词将会用昆曲来唱。
  用昆曲唱唐宋词其实并不复杂。南北曲所用工尺谱,与今天流行之简谱基本对应,拿来即可演唱。薛氏在约1个世纪前用昆曲成功演唱唐宋词,说明她是谙熟工尺谱的,应具有“拿来即可演唱”的本领。只是词学史上对以昆曲成功唱词的记载殊少,所以这种唱词方式的内涵及其意义未能得到有效的宣扬。今天,由于音乐工作者的译谱与演唱工作的推进,我们能有效地对薛氏有个性的唱词方式作出解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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